传说五代时的“不倒翁”冯道在玩弄权术和阴谋的余闲时间，也干些教化和育人的工作。他给学生上课，让他们诵读老子《道德经》。冯道摇头晃脑在上面读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这些小家伙刚刚学会避讳原理，这下可让他们犯难了。先生名“道”字“可道”，这避讳密度也太大了，该怎么念呀！先生逼急了，学生便将先生的名和字换成“不敢说”，齐声念道：“不敢说，不敢说，非常不敢说。”
避讳这东西，真是让人讨嫌。学生要避先生的讳，臣子要避皇上的讳，就连那个芝麻大官的田登，也只准自己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。而平头百姓的讳也有人避，不过范围小点，爸爸或者爸爸的爸爸，一旦用了，便版权所有，后代就不能犯上侵权。不像今天，爸爸叫“胡学常”，儿子还可以叫“胡小常”，姓名这符号在这里似乎象征着一代又一代生命的延续。
不管怎么说，避讳恐怕不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，它的内容一言难尽。比如，皇上的讳，普天之下都要避；田登的讳，要避的人撑死了也只有一个小县；平头百姓的讳，若祖上积德，人丁兴旺，还有一些人热热闹闹地避。赶上人口萧条，便冷冷清清了。从皇上至百姓，随着权力的减小，避讳的人数也相应减少。这就是说，权力的大小与避讳人数的多少，恰好成正比例。避讳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及其运行，完全倚仗了权力的运作。
避讳毕竟只是一种小型的语言行为。语言再做大一点，它所嵌入的权力网络也就看得更清晰更有意味了。福轲做这项工作做得特深入特地道，他认定，话语总是受着权力的操纵，没有一种话语可以超脱于权力之外。这等于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要求得一种与权力了无干系的所谓“干净”话语是不可能的。比如人类学，其话语自始至终即在权力制约下生成，它是西方人为着更好地管理经营好殖民地而发明的。再比如东方学，通过萨伊德的揭发批判，我们看到了这门学问其实乃是一种关于东方的扭曲性想象，充满着殖民心态，竭诚为西方的文化霸权服务，真是脏得可以。
谁在说话？说的什么话？怎么说的话？只要有耐心，问着问着，那权力便露了真身，现出原形。有人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在说话，殊不知整个一个是“话”在说他，甚至还不是“话”说他，而是权力在宰制他。真是邪乎。
许许多多的话，也真是“非常不敢说”，若真要说，也得赶上一个好时代。春秋战国就是一个话语自由的时代。这时，封建结构解体，知识分子像一条条小鱼从中游将出来。而诸侯纷争，妄图称霸，得士则强，失士则亡，知识分子想不牛气都难了。一时间，士气高扬，牛气哄哄，非常敢说话，话也多起来，话也值钱。齐宣王召见颜斤蜀，说：“斤蜀前！”颜斤蜀说：“王前！”围绕着你前还是我前，双方弄了几个回合，齐宣王讨了个没趣。燕昭王筑了个黄金台，能爬上黄金台的士，肯定衣兜里装足了黄金。所以，知识分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舌头。张仪被大户人家狠揍一顿，皮开肉绽回到家中，第一件事便是唤娘子掌灯，看舌头还在不在。只要三寸不烂之舌还在，其余的问题就比较好办了。
滑稽冠军东方朔可没有这么走运。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取代了封建制，知识分子的自由度就惨了，变得“非常不敢说”。不是不想“游”，实在是不敢“游”。不是没话说，实在是不敢说。东方先生虚拟一个名叫“非有先生”的先生，借他之口道出了其中的全部奥妙。非有先生在吴做官，却“默然无言有三年矣”，吴王不干了，希望他好歹说说话，并且启发他：“可以谈矣，寡人将竦意而览焉。”非有先生喟然叹曰：“于戏！可乎哉？可乎哉？谈何容易！”“谈”为何不容易？非有先生说，只要一张口，便认为是诽谤君行，无人臣之礼，最终蒙上不辜之名，祸于自身，戮及先人，为天下笑。“谈”招致如此不幸，傻子才敢“谈”。
在那样一个没有自由的空间里，东方先生多少还想说些话，无可奈何之中，只好将严肃的讽喻性话语经过一番包装，以嘻笑怒骂的滑稽方式生产出来。中国历朝历代的朝廷里，养着一大批俳优人士，皇上利用他们解闷，说是好玩得很。其实，这些人一点也不好玩，往往叫皇上下不了台，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拿他们没辙。而这些人则在一个“非常不敢说”的时代里说了个够，真不晓得是他们聪明，还是皇上弱智。
